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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人质的政治化解读

2005年1月27日 11:26

  进入现代社会,“人质政治”的作用又再次显现。如果说古代的“人质政治”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的话,现代的发生在公共领域的绑架事件则是为了破坏秩序。

  “人质”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背负着政治使命。

  因此,在2005年1月22日,当剽悍的蒙面人伸手握向周孙琳、并做出让其离开的手势时,这个18岁的福建小伙显得有些难以置信。几天前在路上被劫的惊险场景还历历在目,而现在
,当初“绑架”他们8个人的伊拉克人就这样放他们走了。绑架者最初提出释放中国人质的条件是:中国方面要在规定时间内表明在伊问题上的立场,并禁止本国居民入伊。

  古老“政治”的现代延续

  这次绑架事件是近期伊拉克发生的数十起人质绑架案之一,也是古老的“人质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延续。

  在古代,最普通的绑架是把被害人驱赶到一个地方,当作奴隶使用,百般虐待。绑架可用来获取政治权力或得到一大笔金钱。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北非及小亚细亚,常常发生劫持君主或他们的侍从作为人质以达到上述两个目的的事件。

  而早在中国先秦时代,“人质外交”就成为各国邦交的一种保障。当时,由于各国之间的盟誓约束力不大,出现人质之法,即在盟会之外,以国君之子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为人质,以之作为实施盟约或其他许诺的保障。在极重亲情的古代中国,以人质来取信的作用可想而知。如《左传·隐公三年》,就记载了周平王与郑国互相以人做抵押。周平王的儿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太子忽则到周朝做人质。

  随着历史发展,“人质政治”的作用也日趋减弱。尽管各种政治犯罪活动层出不穷,但更多是以刺杀作为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暗杀因不公、恐惧、耻辱、雄心以及仇恨而变得天经地义。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大帝被刺身亡。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现代社会,“人质政治”的作用又再次显现。如果说古代的“人质政治”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的话,现代的发生在公共领域的绑架事件则是为了破坏秩序。这种绑架事件往往由恐怖分子实施,或勒索金钱,或要求取得政治权力,或为了引起媒体注意,或破坏贸易投资和发展项目来削弱加害目标国的经济。由此,绑架事件导致现存社会不稳,使之出现混乱和发生内战,以致损害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而“人质政治”有时也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1979-1981年霍梅尼批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扣留52名美国外交人质,导致美国和伊朗断交,两国关系20多年来一直非常恶劣。直至2003年12月26日巴姆大地震,美国才派官员于2004年1月1日公开访问伊朗。而日本与朝鲜的人质问题也始终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随着时代变迁,绑架事件的形式也变化多端,人质范畴也从政府官员扩大到西方商人、外籍专家、工人、新闻记者和游客等。而像2004年起在伊拉克出现的一系列绑架外籍人质事件,则把“人质政治”的作用又推向一个新高潮。

  通过绑架某国人质,绑架者能达到迫使在伊拉克的该国公司撤出重建工程,中断与美英等国的合作,阻碍驻伊联军创建一个稳定的新伊拉克政府的政治策略。

  事实上,类似“伊斯兰抵抗运动努曼旅”绑架外国人质的暴力形式,似乎正成为目前伊拉克抵抗力量为达到某种政治要求的最有效方式。

  “人质政治”有多大效应?

  绑架事件能够引起多大的效应,媒体的作用不可估量。正如美国公共关系顾问詹姆斯·卢卡泽斯基(James E. Lukaszewski)所言:“媒体报道和恐怖主义事实上是互利关系。”恐怖行动是高收视率事件,而媒体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受众(读者、听众或观众),无意中增加并扩大了恐怖效应,例如“9·11”和伊拉克绑架事件。因此,在媒体尚未发达的古代,“人质政治”的效应只局限于特定的小范围。

  而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人质政治”效应被史无前例地放大。作家布里吉特·纳科斯(Brigette L. Nacos)指出,媒体和恐怖主义的关系基于三个变量。首先是“炸弹和信息”,即恐怖分子的行为和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其次是“公共观点”,即公众对恐怖活动的反应。第三个变量是“决策者”,他们不得不基于第二个变量而做出回应。一旦适当操纵这三个变量,相对类似请愿或游行的和平方式,恐怖分子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更值得警惕。

  恐怖主义就是要借助传媒发挥作用影响民众,从而影响领导人的决策。虽然高风险,但收益更为可观。而其中,和刺杀、爆炸等恐怖活动相比,夺人性命并不是绑架的必然结果,而只是一种选择。相对而言,绑架是血腥程度较低的一种恐怖活动,因为造成的伤害可能并不大。即便是在伊拉克的人质事件中,被绑架的将近200名外国人质中,也只有30多人被杀。限制若干个人的自由(如果人质太多,反而不利于行动),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的战争中失去西奈半岛之后,对自己不能自由进入以色列所遭受的挫折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运用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以色列,试图挽回损失,从而使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范围引起注意。从1968年到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集中力量劫持交通工具和绑架人质。从那以后,巴以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至于如今在伊拉克愈演愈烈的绑架人质事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认为,由于“人质政治”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绑架事件,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极端手段。因此,伊拉克的抵抗力量,希望通过这种负面形式的政治手段来阻止其他国家帮助美国。从伊拉克一系列的外国人质事件可以看出,武装分子实施绑架是为了把外国公司赶出伊拉克、阻止未来的投资者资助美国领导的战后重建工作以及迫使一些国家从伊拉克撤军。

  例如,土耳其是遭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最多的国家。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土耳其是伊拉克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如今,土耳其的商业可能卷土重来,各大公司不仅在伊拉克北部出现,也在南部的巴士拉市场崭露头角。此外,大多数为伊拉克重建提供运输的卡车也来自土耳其。由于这个惹眼的角色,土耳其人成为武装力量绑架运动中的主要受害者。

  2004年7月,一组不知名的武装分子绑架了3名印度人,2名肯尼亚人和1名埃及人。尽管这些人质的国家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或对伊拉克派兵。绑匪宣称:“我们警告所有国家、企业、商人和卡车司机,那些和美国占领者做生意的人将被圣战者作为打击目标。”他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晰:进入伊拉克后,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员是安全的。

  当然,武装力量绑架的主要对象是在伊拉克有驻军的国家公民。通常,这些外国人质受到斩首的威胁,除非他们的国家从伊拉克撤兵。韩国人金善逸以及意大利记者恩佐·巴尔多尼(Enzo Baldoni)因为各自国家政府拒绝从伊拉克撤兵而被斩首。菲律宾人质安吉洛·克鲁斯Angelo dela Cruz则因菲律宾政府的妥协而保住了性命。

  “人质政治”的未来

  无论绑架是多么肮脏、恶劣的犯罪手段,鉴于它的短期效益,这种暴力形式仍是当下恐怖分子的一种选择。

  例如在伊拉克,抵抗力量的头号打击对象就是美国。武装分子借“人质政治”不仅反对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有时也反对美国总体的“反恐战争”。第一个被斩首的26岁美国商人尼古拉斯·伯格(Nicholas Evan Berg),就是伊拉克抵抗力量报复发生在古巴关塔那摩和伊拉克阿卜·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事件。

  而对于美国的“铁杆盟友”,武装分子也毫不手软。尽管有英国的穆斯林委员会、爱尔兰政客、利比亚总统卡扎非和当时健在的阿拉法特的公开呼吁,英国工程师肯尼斯·比格利(Kenneth Bigley)还是难逃被斩首的命运。至于杀害“凯尔国际”的英国人玛格丽特·哈桑(Margaret Hassan),则是对2004年11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费卢杰一清真寺杀害一伊拉克平民的回应。

  伊斯兰学者易卜拉辛·马拉什(Ibrahim al-Marashi)指出,如果说萨达姆前政权是在给伊拉克人灌输恐惧感的话,伊拉克武装力量基本上就是在重复这个策略,但波及的范围是全世界可能考虑与临时政府或是驻伊联军合作的人。因此,“人质政治”的暂时成功,将使这种策略仍然在伊拉克存在下去。

  点击专题:八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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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钱程灿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金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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